主页 > 安徽新闻商 >

法制日报社首任社长庄重:百岁了依然通过听电视获取新闻韩式1.5

编辑:凯恩/2018-12-13 12:11

  庄重先生是《法制日报》(前身为《中国法制报》)的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法制日报》的创办者,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法治(法制)新闻宣传事业的开拓者、韩式1.5分彩平台,见证者。

  先生原名庄开第,庄重是他的笔名。1917年11月12日,庄重先生出生在江苏省灌云县同兴镇界圩乡的一个农民家庭,其祖父系清朝末年一名没有中举的老秀才,在八个兄弟姊妹中,先生是家中长子,他读过私塾,上过新式小学,由于学习成绩优异,1933年被保送进入江苏省立运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就读,读书期间参加革命并与新闻结缘。

  如今,庄重先生已是名副其实的百岁老人。虽已百岁,然先生耳不聋且听力好,牙齿洁白整齐,头发茂密有型,只是早年参加抗日战争时眼睛受伤治疗不及时,导致左眼留下了终生残疾。

  阳光照进客厅,四周干净整洁;一套老式木制沙发、玻璃茶几、电视机和写字台等一尘不染。写字台上的一个放大镜在阳光反射下显得特别耀眼。由于运河师范的缘分,我第一次知晓并有幸作为运河师范在京校友拜见庄重先生是在2011年兔年春节之前。彼时,先生还可以借助放大镜阅读报纸刊物,撰写稿件。

  那天,他侃侃而谈,向我展示他在淮海战役期间的采访笔记——字迹清晰、整齐而优美。由于那时我已经被报社派到福建任驻地方记者,他特别问了我一些基层新闻采写及报刊订阅等工作上的事情。2011年3月,我被报社抽调回到北京参加全国“两会”报道,其间,我收到了报社同事转来的两张合影。信封上庄重先生工工整整地用优美的行楷写着:“照片两张,请转交‘两会’报道组刘百军同志收,校友庄重,2011年3月10日。”

  着手准备采访时,看到老总编陈应革在《法制日报》创刊三十五周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同志发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庄严号召,激励和鼓舞着大家。在时任党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倡导和亲切关怀下,报社老社长庄重同志带领大家毅然决然地迈出了创办这张报纸的坚定脚步。从此,新中国诞生了第一张以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为主旨的中央级报纸!老社长庄重,还有谭冰洁、许永康、雷本复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新闻人,从一开始就对大家高标准、严要求,言传身教,一丝不苟,手把手地指导大家做好编采工作。

  1952年8月,庄重调到北京,任新华社总社编委、国内部副主任。1958年3月,庄重被划为资产阶级。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庄重被错划的“”终于“改正”,他迎来了事业和人生第二个春天。1980年8月1日,《中国法制报》(后更名为《法制日报》)在北京正式创刊……

  ▲图为1985年9月,庄重(左二)在《中国法制报》创刊五周年纪念活动现场。

  2017年5月1日,采访到庄重先生,是在其次子庄红林位于北京玉泉路的家中。先生看上去依然乐观开朗、精神矍铄,庄红林介绍说,他们一家4月30日还陪着老人在北京世界花卉大观园徒步溜达了3个多小时。

  其实,先生在一天天变老。大概在2013年,由于眼睛受过伤的原因,在医生的多次劝说下,他已基本不再用放大镜阅读、写作了,平时依靠听电视来获取每天的新闻资讯。

  然而,先生乐观的生活态度并没有随着他的年龄变老。“庄重老人快乐多,脚上的鞋子会唱歌,穿上皮鞋得得得……”高兴起来,先生快乐地像个孩子似的拈来一句顺口溜。

  略有遗憾的是,因庄重先生已有百岁高龄,表达上很有些“意识流”,采访需要在庄红林先生的帮助下才能够缓慢推进;动笔写作时也还要借助他提供的许多珍贵资料。

  但无论如何,能够顺利采访到庄重先生,尽量还原他带领老一辈报人创办《中国法制报》时的珍贵历史记忆,还原他传奇的新闻职业经历,感受他身上所迸发出的饱含时代气息和时代使命的新闻理想、认真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坚韧乐观谦逊的生活态度,实为一大幸事!

  我的祖父是清朝末年一名没有中举的老秀才。由于家里穷,在八个兄弟姊妹中,我又是家中长子长孙,父亲就把他读书入仕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的身上,供我读私塾,后来又供我上新式小学。

  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很好,1933年,我被保送进入江苏省立运河师范读书,第一年在灌云,当时称江苏省立灌云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简称为灌云乡师),第二年秋天,灌云乡师西迁运河,更名为江苏省立运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我受到同学中共地下党员汤承裕(1932年入党,抗日根据地淮海区灌云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兼县委书记,解放后任江苏省农垦局局长)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当时,我写了两首诗在鲁迅、郑振铎在上海主办(后为傅斯年主办)的大型文学杂志《十月》上先后发表,在学校里引起了轰动,被誉为青年诗人。1937年4月,我秘密接受中共地下党的领导,联系多位爱好文艺的同学,在《徐报》(现为《徐州日报》)上创办了副刊《南风》,我任主编。这是我一生从事新闻事业的起点。

  当时,江苏省教育厅长周佛海(后为大汉奸)派省督学来运河师范视察,校方极尽谄媚弄虚作假之能事。我学习鲁迅先生的讥讽笔法写了一篇《督学来了!》,送给语文老师张晓航看,张老师很高兴,署名“逸名”把这篇文章推荐到《海州日报》(海州,现属连云港市)上发表,在校园引起不小的轰动。

  1937年夏天,我师范毕业,留校教书。此时,抗日战争爆发,日军飞机不断来轰炸,记忆中校舍被炸毁过两次。于是我决定投笔从戎,只身奔赴徐州,报考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办的“战地青年训练班”。当时,第五战区正在进行打台儿庄战役的准备。1938年1月,经张景华(解放后,曾任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许家屯(曾任江苏省委、港澳工委书记)介绍,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为民先);同年10月,又由濮澄、余英介绍,由“民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任第五战区信(阳)应(山)边区抗日游击队第四区队第一大队(团级)政治指导员,后来,第四区队的第一第二两个大队经过整顿缩编为两个团,编入率领的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我率领的第一大队在抗击日军中几次历险。在一次战斗中,我被枪弹崩起的碎片击中了左眼,由于治疗不及时造成了终生的残疾。

  小时候,看到上海、南京等地的报纸,上面登了那么多的天下事,很新鲜,心想,将来我也办一张报纸该多好啊!

  与新闻结缘,这主要与我学生时代的爱好有关。小学时,我就喜欢写诗和画漫画。小学老师张一平很欣赏,就帮助我投稿到上海的《小朋友》等杂志,在小学四、五年级时,我就可以基本靠稿费生活了。

  1939年1月,党组织根据同志指示,派我组建第五战区“战地服务团”,任团长。同年7月,我得了肠伤寒,须发掉光,几乎死去。同年9月,中共地下阜阳皖北特委指派我和濮澄、张景华3人,以第五战区“政一队”名义创办《淮流》时事政治半月刊,读者对象主要是知识青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对办这个刊物很感兴趣,亲自题写刊名,还捐赠了200块银元赞助。《淮流》创刊号(九一八特辑)上有我的一首184行的长诗《八年祭》。

  1940年3月,豫皖苏边区党政军委员会主席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指定我为豫皖苏边区党委办一份高质量的党委机关报《群众导报》。任命我为副社长,负责日常工作,社长由边区党委宣传部长曹荻秋兼任。1941年5月4日,豫皖苏区党委改称淮北区党委,由《群众导报》社原班人马办淮北区党委机关报《人民报》,我任副社长,主持日常工作,淮北区党委宣传部长张彦(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后为冯定(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兼社长。

  在三年解放战争中,我参加了鲁南、莱芜、孟良崮、洛阳、豫东(开封、睢杞)、济南、淮海、渡江和上海等著名战役,先后任新华社华中分社和华中总分社通讯部主任、中共华东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中版)》编委和通讯部主任,新华社华东总分社通讯部主任和新华社特派记者,兼任华东前线分社副社长、编辑部主任。粟裕司令员让我参加华东野战军前委和华野前委司令部、政治部召开的各种重要会议,以便了解战局,及时组织报道。

  经上级同意,我还以华东野战军(简称为华野)政治部名义编印出版了《人民前线月,华野改编为第三野战军后,我任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副社长。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我作为军代表与范长江一起进驻上海,并接管上海的新闻单位。当时,范长江担任新华社总社副社长兼华东总分社社长,同时还兼任上海文管会副主任(陈毅为上海文管会主任)和《解放日报》社长、总编辑,非常忙。我担任华东总分社第一副社长兼总编辑,主持日常工作。

  1952年8月,我调到北京,任新华社总社编委(当时的编委相当于党组)、国内部副主任(国内部主任由副社长缪海陵兼任)。此后,我担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新闻报道组组长、中国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新闻报道组组长、公开审判日本战争罪犯新闻报道组组长等。

  1958年3月,我被划为资产阶级“”。1961年,我从农场回到了新华社,作为“摘帽”在国内部农村组做一般编辑工作。

  粉碎后,我从国内部农村组调到政治组工作。我积极参与当时一系列拨乱反正的重要新闻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被作为新华社第一个被错划的“”得到了“改正”。

  1979年10月,我被中央组织部调到司法部任宣传司司长。1979年10月24日,彭真同志提出“政法战线要办一张报纸”,为了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要办一份向法制(法治)国家迈进的报纸。

  彭真同志在一次联合办公会上跟我说过,政法战线要办一张报纸,各条战线都有自己的一面旗帜,中国法制报就是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庄重同志你当旗手。我说,旗手我不敢当,您是老一辈革命家,您是旗手,我是在您的领导下做些具体工作。

  1980年8月1日,经党中央批准,《中国法制报》(后更名为《法制日报》)在北京正式创刊。彭真同志为《中国法制报》题写了报名。后来,我由时任国务院总理任命为中国法制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彭真亲自面告我,他与时任中宣部部长谈好:“这份报纸由中央政法委和中宣部共同领导,宪法和法律的宣传,由我负责,大政方针的宣传和政策策略的宣传等由中宣部负责……”

  最初的《中国法制报》只是四开四版、每周一期的小报。它以全国人民为读者对象,在国内外公开发行。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发展,《中国法制报》由周一刊改为周三刊、周六刊,进而又改为对开四版的日报,为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1981年,我作为新中国第一次访美的新闻代表团团员,应邀参加了美国当地新闻报人的年会,受到同行们的热烈欢迎。会上有人说,《中国法制报》帮助全体中国人民学法、知法、懂法、掌握法律武器,在世界报刊史上应该有光辉的一页……

  我的夫人杨光群,1918年1月生于安徽合肥,1937年毕业于安徽省立黄麓师范,1938年12月参加革命,1939年10月加入中国,1941年到《人民报》任记者。

  1942年11月7日,我们在淮北根据地中心区半城张塘地区(新四军四师司令部驻地)结婚。我们共育有6个孩子,但其中一个孩子在战争中寄养在老乡家里而下落不明。到北京后,她担任过地质部编译室主任,地质出版社第一副社长、党总支书记兼测绘出版社副社长,主持日常工作。2004年11月24日,夫人离开了我们。

  常有人问,我的身体这么好,都吃些什么,是怎么保养的?其实,我的饮食简单,清淡为主。我不会为身边的琐事和过往的坎坷而心烦伤神。1934年我在学校参加革命活动,至今已有80多年。而70多年前,我投笔从戎,参加抗日战争。今天,国家的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的生活极大改善、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早已超出我最初的梦想: